袁亚非在《关于建立中国特色婚育养老保障体系的提案》中提出，一老一小问题亟待系统性解决已经是全民共识。为积极应对人口问题带来的巨大挑战，关于生育、托育、养老的政策密集出台，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支持，各方力量加大资金投入，各种技术持续应用，各种模式持续涌现，但在政策执行落地过程中仍面临一些问题和挑战，因此，袁亚非认为，应该将婚育养老工作提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来解决。

他提出建立中国特色婚育养老保障体系，为解决“一老一小”问题提供系统性的支持，建议参照农业、粮食安全，由五级书记齐抓共管婚育养老工作，逐层压实责任。加强党对婚育养老工作的全面领导，尤其是在街乡社区层面，应当赋予书记、主任更多、更实的权力。另外，有相当一部分已建成的普惠托育养老机构没有正常运营；有些地方相关领域存在“地方保护主义”现象，优质专业机构进不去，浑水摸鱼机构退不走。因此，他建议对已建成的托育养老机构施行“双随机一公开”的监管机制，对于违法违规和连续不达标的机构，强制性退出，将机构、负责人、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列入到行业准入“黑名单”，并共享到企业信用和个人信用平台。

在《关于推进智慧养老标准化建设提升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质量的提案》中，袁亚非提出，要将婚育养老服务提升到“慈善公益”的力度。另外，他还建议在“十四五”期间重点加快推进居家社区智慧养老服务标准化建设，支持优质养老服务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随着互联网和大数据的不断普及，智慧养老模式正成为未来养老建设和发展的重点方向。但目前我国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行业进入门槛低，市场参与者鱼龙混杂，且各地政府购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的要求不尽相同，导致服务成本偏高、平台重复建设等情况较为普遍，养老行业专业化、精细化服务能力亟待提升。所以，袁亚非提出应当推进智慧养老标准化建设，支持优质养老服务规模化、专业化发展。

首先，应当推进智慧养老大数据标准化建设。“目前居家社区养老基本是政府招标采购、企业自主运营，然后由中标的养老企业根据各地政府的不同要求和企业自身运营管理的需要来建设数据和信息平台，而老人的信息和数据大都是企业通过健康体检、家庭问询等方式中获取。如果项目期限结束，政府重新招标采购其他养老企业提供的服务，养老数据的搜集和建设可能又是另一套标准。数据的不统一既会导致系统重复建设、信息共享不畅、服务效率低下等问题，也给数据的采集、应用、监管等带来不便。建议一是政府部门做好顶层设计，建立统一的养老大数据标准，在此基础上搭建规范化的养老服务大数据平台，同时考虑用户信息数据安全性、私密性等，对平台数据的获取和使用范围进行严格的规范。二是统筹协调民政、公安、街道、社区、医疗机构、保险机构等各方跨部门信息整合，加快养老大数据建设步伐。”袁亚非说。

而在大数据标准化的基础上，接下来要进一步推动解决方案标准化建设和服务监管标准化建设。他建议积极推进智慧养老监管的标准化建设，对养老服务企业的服务实行全程录音、GPS轨迹跟踪、异常工单自动识别、电子工单、助老员人脸识别等，并通过不定期抽查平台信息、服务对象回访等方式，实现政府动态监督职能，督促养老服务企业不断提高服务水平，形成行业良性竞争和发展的格局。

除了养老问题以外，今年袁亚非还结合其切身体会提出了《关于进一步明确企业债务协议重组相关工作法律地位和效力的提案》。

2020年12月，银保监会、发改委、人民银行、证监会联合印发《金融机构债权人委员会工作规程》（下称《工作规程》），使金融债务协议重组在部门规章层面有了政策依据。与破产程序相比，协议重组系债权人、债务人协议和解，债务人逐步恢复运营后以合理价值清偿债务，既能够最大程度减少债权人坏账损失，也有利于维护企业生存发展，保障社会就业。而袁亚非认为，协议重组在国内仍属于新生事物，尚存在法律地位和效力不明确等现实困境，迫切需要立法、司法层面的完善，使其更加规范化、标准化、法治化。

他提出，协议重组需对经表决通过相关文件的法律效力进行明确，需要对债权人查封、冻结以及撤诉等民事权利予以规制，需要对涉债务人案件进行司法集中管辖作为保障，而集中管辖的范围和操作规程等均需要法律规范予以进一步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