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碎“四人帮”之后，随着拨乱反正工作的全面展开和深入进行，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外要求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全面总结的呼声日益强烈。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完毕，随后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顺利通过。对此事的意义，江泽民曾这样总结过：正确地评价毛泽东同志，是邓小平同志的一个重大的历史贡献。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后，全世界都在议论和揣测“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会怎样。西方的一些舆论家甚至认为，中国已经而且必然要“否定毛”。港台报纸也说：“大陆批毛，势在必行。”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内在对待毛泽东问题上存在着两种极端的倾向：一种是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一种是把中国共产党的失误，甚至把林彪、“四人帮”的罪行都归罪于毛泽东，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977年7月21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说：“我在今年四月十日致华国锋同志、叶剑英同志、党中央的信中，曾经提到，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我们党的事业、社会主义的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推向前进。我说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的意思是，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他们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这是邓小平恢复工作后，首次在党的会议上阐述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立场与方法。

    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有很多同志提出了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并触及到了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和如何评价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等问题。对此，邓小平在12月2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再次肯定了毛泽东的功绩，他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回想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失败以后，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的卓越领导，中国革命有极大的可能到现在还没有胜利……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接着，邓小平又说道：“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要领导和教育全体党员、全军指战员、全国各族人民科学地历史地认识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功绩。”他强调说：“最近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这些问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内外的思想空前活跃。一方面，党内有极少数的人还深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毒害，散布流言蜚语，攻击中央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的一系列方针政策违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方面，又有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把党的错误加以极端的夸大，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对此，邓小平说，对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进行认真全面总结的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拿出一个东西来，澄清人们对一系列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但当时也有不少人主张，不要急于做这个决议，留待十二大甚至更后去解决。对此，邓小平分析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197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这年6月，党中央决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代表中央在庆祝国庆30周年的大会上作重要讲话。由于讲话要对建国30年的历史作出总结，这就涉及到了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同志及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因此，邓小平对这个讲话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说，讲话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要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随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一个以胡乔木为主的起草小组，并从6月底开始工作。

    8月下旬，邓小平在看完胡乔木起草的国庆讲话初稿后，即找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提出了重要意见。随即，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对讲话稿进行了修改。9月1日，修改稿报送给了中央负责同志。3天后，邓小平再约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谈话。他说，现在的稿子，对毛主席的地位，毛主席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所作的贡献，讲得太弱了。还是要讲毛主席是有伟大功绩的。要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30年的整个历史衔接起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大前提下写这个报告。邓小平还强调说：现在要注意，有些从“左”的方面来攻击党的人，也打着维护毛主席的旗号，这是一个新动向。所以，这个稿子要批判来自“左”的以及右的错误思想的干扰。要使人看了文章以后得出一个总的印象：我们党和人民现在是在真正搞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地学习、运用毛泽东思想，是真正将毛主席为我们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付之实现，不是搞片言只语。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不久，第二次修改后的稿子出来了，邓小平看后十分满意地说，这样讲就好了，就讲够了。讲毛主席的好处，毛主席的贡献，这样讲够了。9月下旬，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叶剑英的这个讲话稿。

    1979年9月29日，在建国30周年庆祝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了重要讲话。讲话对建国以来的历史作了初步的总结，并第一次在党的文献上明确指出了“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他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出发点是反修防修。对一个执政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当然必须时刻警惕和防止走上对内压迫人民，对外追求霸权的修正主义道路。问题在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对什么是修正主义没有作出准确的解释，并且离开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则，采取了错误的斗争方针和方法。叶剑英在讲话中，还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指导作用以及建国30年来的成绩，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宣布中国共产党即将对历史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出一个正式的结论。

    在叶剑英发表国庆30周年讲话后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着手起草历史决议，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胡乔木、邓力群等20多名理论工作者组成起草小组。

    1980年3月初，胡乔木等人拟出了历史决议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3月19日，邓小平约请胡乔木、邓力群等人座谈。邓小平说：“我看了起草小组的提纲，感到铺得太宽了。要避免叙述性的写法，要写得集中一些。对重要问题要加以论断，论断性的语言要多些，当然要准确。中心的意思应该是三条。第一，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不仅是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一届五中全会为刘少奇平反的决定传达下去以后，一部分人思想相当混乱。有的反对给刘少奇平反，认为这样做违反了毛泽东思想；有的则认为，既然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就说明毛泽东思想错了。这两种看法都是不对的，必须澄清这些混乱思想。”

    接着，邓小平若有所思地说：“第二，对建国30年来历史上的大事，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包括一些负责同志的功过是非，要作出公正的评价……”最后，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说：“第三，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事情做个基本的总结。还是过去的话，这个总结宜粗不宜细，总结过去是为了引导大家团结一致向前看。争取在决议通过以后，党内、人民中间思想得到明确，认识得到一致，历史上重大问题的议论到此基本结束。”

 

 

    不久，起草小组根据三条基本原则，又将修改后的提纲送给邓小平审阅。1980年4月1日，邓小平再次把胡耀邦、胡乔木、邓力群找来，谈了他对修改后的历史决议提纲的看法，他说：“总之，建国后17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但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是讲毛泽东，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人都正确，只有一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在这些方面，要运用马列主义结合我们的实际进行分析，有所贡献，有所发展。”

    最后，邓小平又以商量的口吻说道：“提纲中的几条经验，意思都好，看放在什么地方讲。整个设计，可不可以考虑，先有个前言，回顾一下建国以前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段，话不要太多。然后，建国以来17年一段，‘文化大革命’一段，毛泽东思想一段，最后有个结语。结语讲我们党还是伟大的，勇于面对自己的错误，勇于纠正自己的错误。决议中最核心、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党内外、国内外都需要我们对这一问题加以论证，加以阐述，加以概括。”

    在邓小平这次谈话后，胡乔木即带领起草小组的同志夜以继日地开始了起草工作。到6月初，初稿写出了。6月27日，邓小平找来胡耀邦、胡乔木、姚依林、邓力群等人谈话，他说：“决议草稿看了一遍后，不行，要重新来。我们一开始就说，要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现在这个稿子没有很好体现原先的设想。1957年以前的几部分，事实差不多，叙述的方法、次序，特别是语调，要重新斟酌、修改。要说清楚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同志有哪些贡献。他的思想还在发展中。我们要恢复毛泽东思想，坚持毛泽东思想，还要发展毛泽东思想。要把这些思想充分地表达出来。”紧接着，邓小平又说：“如《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等，都要写到。这都是我们今天要继续坚持和发展的。要给人一个很清楚的印象，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

    随后，邓小平紧锁眉头，说：“整个文件写得太沉闷，不像一个决议。看来要进行修改，工程比较大。重点要放在毛泽东思想是什么、毛泽东同志正确的东西是什么这方面。错误的东西要批评，但是要恰当，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东同志说过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毛泽东同志晚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要讲，但是要概括一点，要恰当。主要的内容，还是集中讲正确的东西。因为这符合历史。”最后，邓小平建议说：“是不是结语写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发展毛泽东思想？”

    7月上旬，起草小组根据邓小平的意见，连续召开了几次座谈会，统一思想认识。经过修改并报请中央同意后，9月10日，起草小组又将决议草稿发给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征求意见。9月21日，胡乔木在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说：“历史决议草案，经过很多同志的努力，小平同志、耀邦同志提了很多次意见，现在已经有了一个稿子，这个稿子，我也说不上是第几次的稿子了，一些主要的骨架，大概就像现在这个样子了，要作很大的变化，实在说我也变不出来了，经过大家交换意见，现在的写法跟原来的想法确实有了很多的变化，有许多问题，在党内也好，党外也好，争论是很尖锐的。”

    10月1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向各省、市、自治区发出了组织讨论《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的通知，预定参加讨论人数是4000人，后来实际参加的人数约有5600余人。在这次大讨论中，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仍然是争论的焦点。有人说：“毛泽东同志犯了很多错误，《决议》中就干脆不写毛泽东思想部分。”也有人直言不讳地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剥削阶级统治的国家发生的问题也比不上这个严重。”甚至还有人不负责任地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大批党和国家领导人，归根到底，他不是为了革命事业，而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这表明他的品质不高尚。”也有人说：“评价毛泽东可以分前后两段，前期是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后期是极‘左’主义者。”还有人说：“整个建国三十年来，中国发生很多次重大错误和失误，所有这些错误都应该由毛泽东一个人负责。”

    这次讨论从10月中旬开始到11月下旬结束，期间，讨论情况不断用简报、快报等形式迅速、及时地反馈给起草小组和党中央。邓小平看了有关讨论意见的简报后，于10月25日召集胡耀邦、胡乔木和邓力群谈话，说：“这次党内四千人讨论还在进行，我看了一些简报，大家畅所欲言，众说纷纭，有些意见很好……很多组要求把粉碎‘四人帮’以后这段补写上去，看来，这段内容势在必写。”针对一些人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坚定地说：“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丟不得。丢掉了这面旗帜，实际上就是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接着，他又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恢复毛泽东同志的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我们现在讲拨乱反正，就是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批评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正是为了回到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轨道上来。”

    说到这里，邓小平停顿了一会：“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不写或不坚持毛泽东思想，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不管怎么写，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把毛泽东思想的内容，把毛泽东思想对我们当前及今后工作的指导作用写清楚。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要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最后，邓小平强调说：“对于错误，包括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一定要毫不含糊地进行批评，但是一定要实事求是，分析各种不同的情况，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个人品质上。毛泽东同志不是孤立的个人，他直到去世，一直是我党的领袖，对于毛泽东同志的错误，不能写过头，给毛泽东同志抹黑，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这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当时，时任中纪委常务书记的黄克诚也旗帜鲜明地支持邓小平的观点，他说：毛泽东所犯的错误是一个伟大革命家的错误，在纠正他所犯的错误、总结经验时，应抱着爱护尊敬的心情，“在中央来说，只要是开中央全会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该来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的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如果把错误都算到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随后，起草小组在综合、研究各种意见的基础上，又形成了一个新的历史决议修改稿。

    1981年3月18日，邓力群、吴冷西来到邓小平处汇报对决议稿的修改意见。邓小平听完他们的汇报后就说：“决议稿的轮廓可以定下来了。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接着，他又说道：“关于‘文化大革命’这一部分，要写得概括……‘文化大革命’同以前十七年中的错误相比，是严重的、全局性的错误。它的后果极其严重，直到现在还在发生影响……但是，这十年中间，也还是有健康的方面的。”最后，邓小平提醒起草小组成员说：“胡耀邦同志主张决议稿写出后多听听老干部、政治家，包括黄克诚、李维汉等同志的意见，这很对，我赞成。”

    3月24日，邓小平前去探望陈云，就历史决议的起草问题与陈云交换了意见。第三天，邓小平在同胡乔木等人谈话时说：“前天我去看了陈云同志。陈云同志对修改决议稿又提了两条意见。一是专门加一部分，讲讲解放前党的历史，写党的六十年。六十年一写，毛泽东同志的功绩、贡献就会概括得更全面，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也就有了全面的根据。这个意见很好，请转告起草小组。二是建议中央提倡学习，主要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重点是学习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著作……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很多人不懂哲学，很需要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上提高一步。”接着，邓小平又强调说：“也要学点历史。青年人不知道我们的历史，特别是中国革命、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这些意见，请报告胡耀邦同志。历史决议中关于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要写得更丰富，更充实。结束语中也要加上提倡学习的意思。”

 

 

    1981年4月7日，在历史决议进入具体修改的最后阶段，邓小平再次同胡乔木、邓力群谈话，就如何采纳讨论中的意见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决议稿已经经过几轮的讨论，讨论中间有许多好意见，要接受。也有些意见不能接受，比如，说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是非法的。如果否定八届十二中全会、九大的合法性，那我们说‘文化大革命’期间党还存在，国务院和人民解放军还能进行许多必要的工作，就站不住了……有的同志说，文化大革命中党不存在了，不能这样说。党的组织生活停止过一段时间，但是党实际上存在着。否则，怎么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就粉碎了‘四人帮’呢？”

    5月19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体讨论和审读历史决议。起草小组成员列席了会议。在会上，邓小平说：“现在这个稿子，在我看来，起码是有一个好的基础。这个稿子是根据一开始就提出的三项基本要求写的。现在的稿子，是合乎三项基本要求的。为了早一点拿出去，再搞四千人讨论不行了，也不需要，因为四千人的意见已经充分发表出来了，而且现在的修改稿子也充分吸收了他们的意见……现在的方法，就是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七十几个人，花点时间，花点精力，把稿子推敲得更细致一些，改得更好一些，把它定下来……要说有缺点，就是长了点儿……总之，中心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还是错误是第一位？第二，我们三十二年，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前十年，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漆黑一团，还是光明是主要的？

    随后，根据邓小平的建议，从5月21日起，中央政治局开始分组讨论历史决议，直到29日结束。在这次讨论中，大家对历史决议的修改稿普遍给予了较高的评价，并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如关于建国以前的历史，要照顾到各个方面、各条战线，增加一些对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增写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起的特殊作用的文字，等等）。6月4日，起草小组根据分组讨论的结果，对决议稿又作了一次修改，把几十条好的意见吸收了进去。经过这次修改，历史决议稿由原先2.8万字增加到了3.2万字。不久，决议稿经政治局审议通过，被决定提交六中全会讨论。

    6月22日上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举行预备会议，并对起草小组提交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进行讨论。讨论共进行了8天，收到意见近一百条。与此同时，中央还在中南海怀仁堂邀请在京的党政军机关、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及无党派人士、全国政协部分老同志座谈，征求他们对决议稿的意见。在座谈会上，大家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如有的民主人士提出，把知识分子当作所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加以打倒，这也是重要的问题。后来此意见被采纳了。还有人发言说，决议对毛泽东的评价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既充分肯定了他的成绩，又毫不含糊地指出他的错误，这样的评价是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22日下午，中央常委召开各组召集人碰头会，了解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讨论情况。在这次碰头会上，邓小平还对“路线斗争、路线错误”的说法作了说明，与会同志也纷纷插话，气氛十分热烈。邓小平说:“总的来说，这个决议是个好决议，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一九四五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接着，邓小平就历史决议谈了三点意见，他说：“核心问题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稿子的分寸是掌握得好的。比如提不提毛泽东同志的错误是路线错误，就有个分寸问题。我们不提路线错误，是考虑到路线斗争、路线错误这个提法过去我们用得并不准确，用得很多很乱……这是我们不主张提路线斗争的一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过去党内长期是这样，一说到不同意见，就提到路线高度，批判路线错误，所以，我们要很郑重地来对待这个问题，这是改变我们党的党风的问题……当然，不提路线斗争并不是说路线两个字就一概不能用了……有些场合拿路线两个字来表达比较顺当，比较自然，而且一讲就明白。但是，党内斗争是什么性质就说是什么性质，犯了什么错误就说是什么错误，讲它的内容，原则上不再用路线斗争的提法。这次决议开个先例，以后也这么办。这是第一点。”

    邓小平又说道：“第二点为什么我们这次要强调恰如其分？就是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第三点，讨论当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头两年的问题，曾经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华国锋同志的名字？后来我们大家斟酌，认为不提名字还是不行……如果不点名，就没有理由变动华国锋同志的工作……所以，我们这个决议里面写上了华国锋同志的名字，指出他的错误，这对全党、对人民有益，有好处，对华国锋同志本人也有极大的好处……我们这次讲‘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也不必照样搬用过去的提法，说每一个错误的根源就一定是三个，一定都有社会根源、思想根源、历史根源。我们这次有个新的讲法，也好。”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不久，邓小平在会见香港《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时说：我们写这样一个决议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写决议的目的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对历史问题作出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总结，然后好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

（责任编辑：卜 一）文 · 吴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