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70年代，国际形势扑朔迷离。中美关系坚冰已破，美苏两大阵营正在发生变化，苏联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慌。于是，苏联加速拉拢越南，促使越南迅速投向苏联。越南政府自恃有苏联作后盾，大肆推行地区霸权主义政策，并把中国视为其推行扩张政策的主要障碍，极力恶化中越关系，迫害和驱赶在越南的华侨，甚至提出对中国南海的部分领土要求。

    从1974年起，越南政府不断在中越边境滋事。1977年，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派兵侵占了中国南沙群岛6个岛屿。1978年12月，越南举行庆祝人民军建军34周年集会，会上国防部长作报告说，越南随时准备打一场大的战争，把中国当作“最危险和最直接的敌人”和“新的作战对象”，扬言要在中国边境制造“净化区”。对越南的背信弃义和公然挑衅行为，中国政府再三向越南政府提出规劝和警告，希望通过谈判合理解决两国边界争端。然而，越南政府和军队视中国政府的主张和态度为软弱可欺，挑衅和入侵活动变本加厉。从1978年8月至1979年2月，越南的武装挑衅达700余次，入侵中国领土160余处，打死打伤中国军民300余人，严重危害了中国边境地区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面对越南政府和军方的恶劣行径，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思考和酝酿着一项重大决策：对越自卫反击。

 

 

    从古至今，边境战争历来关系到军事、政治、外交等，十分复杂。当时《苏越互助同盟条约》刚刚签定生效，根据条约规定，打越南就等于打苏联，因此苏联的反应是问题的关键。

    在战前中央的几次会议上，邓小平分析指出，中国对越自卫反击，苏联的反应有四种可能：谩骂、威胁、小规模冲突、大规模边境战争或者入侵。前两种肯定不可避免，小规模冲突也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但大规模战争和入侵的可能性比较小。因为苏联如果要大规模入侵中国，至少需要半年时间作准备，那时候中国已经撤军了。况且苏联对中国的战争意图也不十分清楚，等观察一段时间后，战争可能已经结束。当时考虑的主要是既要惩罚越南，又要防止战争升级。如果真的发生中苏冲突，我们反而会陷入两头夹击的战争环境中，所以对越自卫反击必须是一场控制规模和层次的战争。

 

 

    为了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1978年11月，邓小平在出访泰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三国时，都毫不含糊地抨击大霸（苏联）和小霸（越南），并警告越南不要在柬埔寨玩火。特别是在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会谈时，邓小平花了两个半小时谈到苏联对世界构成的威胁。他说，所有反对战争的国家和人民必须组成联合阵线，同声反抗战争贩子。

    邓小平全盘分析了苏联在欧洲、中东、非洲、南亚和中南半岛的行动策略。在谈到中国对越南的援助，非但不把越南争取过来，反而把它推向苏联时，邓小平指出，关键问题在于，越南怎么会在丝毫不符合自己利益的情况下，还要完全倾向苏联，这是因为越南“多年来有个成立中南半岛联邦的美梦”，而中国向来都不苟同。越南把中国视为实现中南半岛联邦的最大障碍，变本加厉地反对中国，把大批越南华裔驱逐出境。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才决定停止对越南援助的。

    接着，邓小平说，真正紧迫的问题是，越南可能大举进攻柬埔寨。中国应该怎么做———中国要怎么做，就得看越南这一步走多远。他一再强调这一点。他说，越南一旦成功控制整个中南半岛，许多亚洲国家将失去掩蔽。中南半岛联邦会逐渐扩大影响力，成为苏联南下进军印度洋的环球战略的一个基地。邓小平说，中国人心口如一，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说一句是一句。在外交政策上，中国人怎么想就怎么说。

    在柬埔寨问题上，邓小平向李光耀保证，中国的处理方法不会因为苏越签订友好合作条约而受影响。即使越南要求苏联与它联手威胁中国，中国也不会被吓倒，更何况苏联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招惹中国。他接着严肃地说，苏联最终会发现，它支持越南发动战争是个无法承受的负担。

    1979年1月，邓小平又出访美国。在同美国总统卡特的会谈中，他掷地有声地说道：“中国人民坚定不移地站在柬埔寨一边反对越南侵略者。中国永远站在被压迫被侵略的国家和民族一边，反对霸权主义的侵略和奴役，为了国际和平和稳定的长远利益，我们将坚决地履行自己的国际主义义务，甚至不惜承担必要的牺牲。”

 

 

 

    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发起自卫反击。中国军队先后攻克越南谅山、高平、老街3个省会和17个县市，重创越军4个正规师加10个团，毙敌37300余人，俘敌2200余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摧毁了越南北部地区针对中国的军事设施。在完成预期目的之后，中国边防部队于3月16日全部撤回中国境内。这场战争，沉重地打击了越南当局的侵略扩张气焰，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祖国的尊严，保卫了中越边境地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也维护了东南亚地区的和平。责任编辑：卜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