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卓琳都属龙。他们和水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他们亲切、自然、包容、深沉，和水一样，有利万物而不争的品德。在人生的长河里，无论是风和日丽 ，还是风高浪急，他们都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爱的小船从延河出发，走向大海，成为不朽的诗篇。他们是同甘共苦的同志，是并肩战斗的战友，是白头偕老的夫妻，更是永远的灵魂伴侣。

　　延河泛起爱的涟漪：真诚与纯朴结合　　

　　邓小平与卓琳相识在延河边。

　　那是1939年的夏天，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从太行前线回延安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他参加了老战友欧阳毅和陈珉的婚礼。他的个人问题也成了大家关心的问题。这时邓小平过单身生活已经6年了。6年来，他戎马倥偬，无暇考虑自己的婚事。大家都觉得他该成个家了。

　　同住一个窑洞的好友邓发热心地帮邓小平张罗，想让他在延安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一有空就带邓小平到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卫处去走动，在那里工作的都是年轻的女同志。邓小平首先看上了年轻、漂亮、性格活泼的卓琳。

　　卓琳原名蒲琼英，1916年4月6日，出生在云南一个工商名绅家庭里，是家中第七个孩子，也是最小的一个。她的父亲浦钟杰，字在廷，是著名实业家，支持过蔡锷的护国运动和孙中山的北伐战争，被孙中山授予少将军衔。

　　1926年，蒲琼英跟随父母定居昆明，在这里她开始接受新式教育，接触新思想。在她十三四岁的时候，被选拔出来赴北京参加60米、100米等短跑项目。那时从云南到北京要办出国护照。先从云南到越南海防，从海防坐船到香港，从香港坐船到上海，再从上海到北京。到上海后，卓琳被告知运动会不开了。她考入北京女子一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在北大，她积极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不久，七七事变爆发。蒲琼英和同在北京读书的两个姐姐穿着普通老百姓的大褂，只身从北京逃到天津，再从天津到青岛，最后到达西安。和30多个爱国青年一起，步行7天到达延安。延安宝塔成为他们人生的灯塔，照亮了他们的梦想。到延安后，蒲琼英进入陕北公学。次年年初，因表现好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因工作需要而改名为卓琳。

　　虽然，此前卓琳已经认识邓小平，并听过他演讲。但对这位前方来的长征干部还是缺乏更多的了解。加之，当时并没有结婚的打算，因此，曾希圣找她谈了两次，都被拒绝。邓小平并未灰心，托卓琳好友带话，希望当面谈一谈。卓琳表示同意。

　　诞生在四川广安渠江边的邓小平，大卓琳12岁，他听过嘉陵江的叹息、听过长江的哭诉，听过大海的涛声，有过黄浦江边的浪漫，也经历过被抛弃的落寞；有过左右江的辉煌，也经历过被打倒的痛苦。

在邓小平的讲述中，卓琳看到了一个追求真理、怀揣梦想、性格坚定的成熟男人。一个走过万水千山、经受过血与火考验的硬汉呈现在眼前。

第二次见面时，邓小平诚恳地对卓琳说：“我有意要和你结婚。在前方作战很辛苦。我这个人不大会说话。我年纪比你大几岁，这是我的缺点，但是我希望能从别的方面弥补。”邓小平的真诚打动了卓琳。通过两次谈话，卓琳“觉得这个人还可以，他有知识，是知识分子”。“我以前就认识邓小平，现在他亲自来找我了，话又那么诚恳，我就同意了。”但纯朴的、还学生气十足的卓琳提出一个条件，就是结婚后马上离开延安，因为卓琳害怕其他人笑话她嫁了个“土包子”，邓小平也同意了。他们走在一起，可以说是真诚与纯朴的结合。

　　1939年8月下旬的一个傍晚，在延河边杨家岭毛泽东住的窑洞前，举行了一个别开生面的聚餐会。在这个聚餐会上，邓小平和卓琳、孔原和许明两对新人举行了婚礼。毛泽东夫妇、刘少奇、张闻天夫妇、博古、李富春夫妇等人见证了他们简朴而热闹的婚礼。两对新人并肩而站，照了一张合影照，算是结婚照。没有婚纱、礼服，新娘卓琳特意穿上了一套新做的卡其布制服，略显拘谨。邓小平穿着军裤、戴着军帽，挽起白衬衣的袖子，显得特别精神，一副喜上眉梢、满脸幸福的样子。参加会餐的人都穿着布衣、布鞋，有的膝上还打着补丁，但他们的祝福是那么朴实、真诚。红烧肉熬白菜，熬出了幸福的味道。在老战友腾出的窑洞中，他们步入婚姻神圣的殿堂。

　　35岁的邓小平与23岁的卓琳在黄土高坡结为伉俪，他们的爱像延河水一样，清澈透明，在心灵的碰撞中卷起一圈圈涟漪，带着明媚的节奏流向远方，汇入黄河，奔向大海。

　　清漳河流淌着无言的情话：心灵与思想碰撞

　　1939年9月1日，邓小平带着卓琳回到太行前线王家峪。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彭德怀说：“哎呀，邓小平你真会找老婆呀，找的跟兄妹一样。”这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夫妻相。在以后的生活中，卓琳也常称邓小平为老兄。邓小平总是给予卓琳以兄长般的关爱。卓琳有沙眼，邓小平就按时提醒，并帮她点眼药水。卓琳的好朋友在延河边那个简陋的窑洞看到这一幕，便对卓琳的未来放心了。

　　彭德怀和刘伯承用太行山最丰盛的饭菜，为这对新人洗尘，欢迎从延安“娘家”嫁到太行山的卓琳。邓小平和刘伯承随即赶回一二九师师部。卓琳留在八路军总部妇女部工作，担任妇女训练班队长。

　　一二九师师部在辽县（今左权县）桐峪村，这里位于太行山脊中段，清漳河中游，离总部较远。那时邓小平只有从前线到总部开会时，才能和卓琳见上一面，开完会又走了，可谓聚少离多。卓琳说夫妻老这样也不行，就让邓小平给她写信。

　　邓小平：“写什么呢？”

　　卓琳：“就把你每天干了什么写一写。”

　　邓小平：“那好，我让秘书给我打几个底稿，印十几份，每个月给你寄一份。”

　　卓琳一听，就说：“哎呀，那就算了。”

　　当时，邓小平在前线的工作十分繁忙紧张。忙于传达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到各地各部队检查整军工作，指导和组织向部队指战员进行抗日反顽斗争形势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的教育。

　　后来，卓琳对邓小平说：“写信你也不写，我们还是在一块儿共同生活，相互理解吧。”1940年9月，组织上把卓琳从八路军总部调到一二九师师部秘书科。从那时起，卓琳和邓小平才真正生活、战斗在一起。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因战事分离是难免的，在前方居无定所也是常事，但毕竟有一个战地之家了。

　　真正和邓小平生活、工作、战斗在一起，卓琳也才真正理解了“不大会说话”的含义。邓政委作报告，滔滔不绝，一泻千里。在生活中却沉默寡言、不喜欢说话。与性格活泼、喜欢说话的卓琳，形成强烈反差。

　　性格差异不是距离，理解和沟通才是最重要的。卓琳对邓小平说：“我说话你得听。我这个人喜欢说话，你不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你有意见就给我提，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

　　邓小平听了不吭声。卓琳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呀，你得说点话呀。”

　　邓小平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

　　邓小平当时全部心思都在巩固抗日根据地上，既要前门拒虎，又要后门防狼。邓小平在战争中形成一个习惯，就是一项大的工作和战斗任务完成后，总要坐下来认真回顾和总结，既充分肯定成绩和经验，又分析不足和教训，既思考当前，又谋划未来。在难得的战斗空隙，撰写文章，指导工作。

　　卓琳慢慢也想通了。“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些家长里短的话肯定是不行的，他也说不出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地相互之间就了解了。”

　　卓琳渐渐适应了邓小平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

　　在太行山下，在清漳河畔，卓琳，这位北大的才女，在枪林弹雨中，在艰苦卓绝的岁月里，完成了自己角色的转变。每次部队转移前，卓琳都帮助老百姓把粮食和日常用品藏起来，同时，和秘书科的同志一起把部队不能带走的重要文件掩埋起来。为避开日军“扫荡”主力，转移时只能走山间的羊肠小道，大多数在夜半进行。有一次夜行军时，卓琳的眼镜打碎了。为了不耽误赶路，她以前面战友头上包的白布为参照，在夜色中盯着一个小白点往前赶。那一夜下来，脚上打起了血泡，脚脖子肿得跟碗口一样粗。

　　回忆起这段生活，卓琳感慨地说：“夜行军的时候，我简直不知道自己是睡着还是醒着。那时我就想，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就是找一个平坦的地方好好睡一觉。”

　　在太行山最艰苦的岁月里，卓琳学会了开荒、种地、挖野菜。她还和邓小平一起学纺线。有了线，她就和其他家属一起学习打毛衣、手套。除少部分自己用外，绝大部分让人拿到敌占区换回根据地急需的食物和药品。卓琳在这里练就了一手又巧又快的毛线编织技术。新中国成立后，全家老少的毛衣毛裤，都是她一手编织。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邓小平与卓琳的感情日益深厚。陈锡联说：“在那时候，小平同志对卓琳是真爱护。卓琳洗头时，小平同志就在旁边拿水帮她冲洗。小平同志是多么严肃的人呀！二野的人都特别怕他，可他也有这么温柔体贴的一面。”

　　清漳河有不同的源头，流经高山峡谷，最终汇合在一起，养育两岸人民，滋养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他们的爱也像这条河流一样，虽然有不同的经历，但他们在这里汇合在一起，并不断有支流汇入。1941年，他们的大女儿邓林在赤岸村出生了。由于战事紧张，转战频繁，他们只好将孩子寄养在黎城县一个老百姓家中。1944年，他们的儿子邓朴方在辽县麻田村诞生。艰苦的生活和连年的辗转奔波，耗尽了卓琳的体力，她一滴奶水也没有，只好把他送到老乡家哺养。1945年，他们的二女儿邓楠在赤岸村诞生，和姐姐哥哥一样，被送到老乡家。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中，3个孩子从生下来那天起，就没有过过一天正常的生活，他们靠清漳河的水和太行山的小米粥活了下来。

　　1943年10月，彭德怀、刘伯承等前往延安参加整风学习。39岁的邓小平担任北方局代理书记，独立主持八路军总部党政军全面工作，成为独挡一面的战略区负责人，领导晋冀鲁豫全区开展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卓琳对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作了这样的总结，她写到：“在北平的时候，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是个逍遥派，当时一心只想读书救国，没有想过自己必须参加革命。那时候我甚至还幻想过等别人把国家治理好了，自己再去过自由自在的日子，根本没有想过自己应该为国家的安全、和平去做些什么。‘七七事变’打破了我的梦想，使自己认识到自己再不能做袖手旁观的局外人了，必须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斗争中去。……在延安我接受了不少革命教育，但现在想想，那时还没有完全克服自身的自由主义倾向，那时的心中还存在着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

　　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对她的触动特别大。她感觉书上的字仿佛有核桃那么大，发现那上面讲的很多缺点都正是自己过去身上所具有的。通过学习，对党有了新的认识，开始在工作中注意纠正和克服自己的缺点。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清漳河水洗去了她身上的尘埃，她以更加纯粹的目的，更加饱满的热情投身革命，成为一个自觉的、彻底的革命者。

　　1945年12月，刘邓率领野战军司令部离开驻扎5年的小山村——赤岸村，离开了在阳光下粼粼闪光的清漳河。

　　刘邓司令部迁到武安后，邓小平和卓琳暂时安顿下来，把3个孩子接到身边，全家5口人第一次团聚在一起。

　　在清漳河流域战斗的5年，卓琳从一名女青年，成为3个孩子的妈妈；从一名大学生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一个富家小姐成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

　　爱如长江奔腾不息：生命与幸福相托

　　解放战争时期是邓小平最高兴的3年。尽管装备差，但都在打胜仗。 刘邓千里跃进大别山。在那里站稳了脚跟，毛泽东才提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刘邓跨过黄河，抢渡淮河，突破长江。1949年4月27日，邓小平率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机关进驻南京。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等家属就带着孩子们跟进。刘邓大军挺进中原后，卓琳等5位家属带着13个孩子，从邯郸迁到邢台，几家人住在一个教堂里，5位夫人轮流炒菜做饭。郑州解放后，这一群妇女儿童，坐一辆没有篷子的大卡车赶往郑州，每天天不亮就出发，一路不停，几天后总算到了郑州，没住几天，马上又转到北张庄，一直跟到南京。渡江后，邓小平在南京和丹阳停留了一个月，解决了一系列政治、军事、外交、经济问题。5月26日，率总前委、华东局机关到达上海。到上海后，生活相对稳定，邓小平与陈毅两家人住在一个院子里，两家人亲如一家。

　　上海是长江汇入东海的入口，往上有南京、武汉、重庆等大城市。长江发源于青藏高原，邓小平家乡的渠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嘉陵江在重庆汇入长江。卓琳家乡的小江也属于长江水系。他们一生中很多重要时段都与这条江上的城市有关。他们的情感也像长江一样，奔腾不息，源远流长。

　　邓小平经常往返于上海和南京开展工作，为解放大西南做准备。

　　7月10日，邓小平夫妇带着3个孩子从上海到南京，12日一早离开南京，于14日晚到达北平。这是邓小平第一次到北平。

　　经过几个月的准备，1949年10月20日，刘邓率二野总部从南京出发，踏上解放大西南的征程。

　　进军西南前，卓琳对邓小平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这次不行，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

　　邓小平同意了卓琳的要求，允许她带着孩子们一同进军大西南。在重庆，邓小平一家住在曾家岩原来国民党一个机关的楼上。刘伯承一家住在他的楼下。  1950年10月，刘伯承被调到南京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贺龙一家就住在刘伯承原来住的楼下。无论是在追随部队南下途中，还是暂时定居重庆，卓琳和孩子们总能和其他家属孩子和睦相处，亲如一家。战争的环境，培养了他们的互助、包容和团队精神。

　　部队长年在山里打仗，来到大城市，一些人顿觉眼花缭乱，滋生了享受城市生活的想法。一些干部找洋楼，挑好房子住，没有电灯的房子不愿住，在生活上闹优待。邓小平知道后，马上召集相关机关的领导到他家开会。看见司令员、政委是两家人合住的一套房子，大家都面面相觑。邓小平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们来了后房子不够用？大家来西南，恐怕人民期望我们做的事还很多。你们忘掉了那些漂亮的小房子、小公馆的主人为什么跑的吗？邓小平一席话，说得许多人低下了头。

　　邓小平从这件事入手，抓机关整顿和克服部队享乐思想，加强思想作风建设，亲自参加处理个别高级领导干部喜新厌旧闹离婚、影响极坏的案件，对一些抛妻别子、另寻新欢、不讲道德的典型案件公开审理并在《新华日报》上报道，引起强烈震撼，及时刹住了一些老干部进城后见异思迁、抛弃糟糠之妻的“改组”思想。

　　干部都要下乡开展工作，孩子的教育成了问题。卓琳主动担起这个担子，成立人民小学，自己担任校长，亲自上课，亲自设计校服。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都由老师负责。在战争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大都有些调皮。为了教好他们，她就拿自己的孩子治起，慢慢地秩序就好起来了。卓琳想：“邓小平和二野的干部顾不上管孩子，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

　　在重庆，他们的第三个女儿毛毛（邓榕）和小儿子（飞飞）分别于1950年、1951年相继出生。

　　不久，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从老家广安来到重庆，从此便和邓小平一家生活在一起。那时，毛毛刚满10个月，夏伯根就负起带养孙女的责任。飞飞出生后，也是由祖母带大。

　　虽然夏伯根不是邓小平的亲生母亲，但邓小平待这位继母很好。特别是卓琳，和婆婆从不分你我，她上班，家和孩子就全交给婆婆照看。

　　邓小平和卓琳工作都很繁忙、劳累，但一回到家里，看到围着自己团团乱转、兴高采烈的孩子，他们都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在孩子们眼里，邓小平是一位非常慈爱的父亲，虽然不苟言笑，但孩子们觉得家里很温暖。在家里，他是丈夫、是父亲，不是领导，兄弟姊妹很亲密，一切都很自然，他对孩子们的爱是无言的，全心全意的，也是少有的。

　　1952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们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妻子提出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表示自己不出去找工作了。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出去工作还会给有关部门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邓小平也同意了。这样，卓琳就给邓小平当秘书了。这一要求也非常符合卓琳的性格，她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出风头的人。进北京后，卓琳多次谢绝了一些单位、团体请她参与工作的邀请，一门心思给丈夫当秘书，主要负责整理邓小平批阅过的各种文件。

　　卓琳说：“他看完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当时中央领导人当中，数他要看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看过的文件要有专人负责整理。他的文件看完了，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以后，我再骑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如今，卓琳上交的邓小平批阅过的文件大多还保留在有关的档案部门。

　　邓小平常常回忆说，他最忙的时候，是担任总书记的10年。而这10年，邓小平只有两个秘书——王瑞林和卓琳。

　　家里的事情都是卓琳管，卓琳怎么管，邓小平从来没有意见，因为很信任她，他俩的观点也很一致。卓琳给予邓小平无微不至的照顾。邓小平需要安静，卓琳就规定，家里谁也不准吵。邓小平工作累了，需要休息时，卓琳就把小孩子拉到他跟前，陪他散心。邓小平一年四季穿什么衣服，盖什么被子，每天晚上吃几粒安眠药，都是由卓琳来安排。邓楠说：“妈妈这个人一点都不厉害，很单纯，没有什么心眼，挺厚道，从不对父亲说什么厉害话，从来没有。”卓琳生病了，邓小平也嘘寒问暖，关怀备至。孩子们没有见父母争吵过，没有见他们红过脸。他们是夫妻的典范。

　　邓小平和卓琳从不娇惯孩子。邓林、邓朴方、邓楠都是在寄宿学校上小学，学校远在北京郊区，邓小平从不准司机接送他们。无论是周一早上赶去学校，还是周末从学校回家，3个孩子都是自己乘公共汽车。上中学以后，3个孩子都是骑自行车上下学。在教育子女的问题上，邓小平和卓琳配合得非常和谐、默契。教育孩子的具体事情，邓小平从来不管，全权放手，交给卓琳。他相信，妻子有能力教育好每一个孩子。邓林说：“我爸爸认为我妈妈做什么事情都很合适，不合适的地方，我爸爸会用一句话、半句话去点拨一下，我妈妈立刻心领神会。”

　　邓小平对每个孩子的优点、缺点、性格、特长都心中有数。对他们的教育总是在潜移默化中。

　　卓琳把对科学的追求融入对孩子的教育，经常给他们讲科学常识。孩子们上小学期间，每个周末，卓琳都要举办家庭“论坛”，孩子们从中受益匪浅。星期天，卓琳会安排一些有趣的活动，参观、郊游等等，有时带着孩子们一起种花、种菜，教女孩子们打毛衣，培养他们的劳动观念和自理能力。

　　邓小平夫妇希望自己的孩子都能成为有知识、有文化、对国家有用的人才。卓琳说：“你们五个都能成才，都能有自己的谋生手段，都能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力所能及地做出成绩来，妈妈高兴，爸爸也高兴！”

　　在这个温暖、充实的家庭里，孩子们健康成长，没有让爸爸、妈妈失望。

　　对各自的弟弟妹妹及家人，邓小平和卓琳也是尽力帮助和照顾。从1952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起，邓家就是一个大家庭。除了自己家的5个孩子外，邓小平和卓琳还把邓小平两个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老战友的孩子接到家中抚养，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是这个大家庭的成员。

　　深情在赣江淬炼：磨难与恩爱相依

　　1966年，一场政治风暴席卷中华大地。不久，邓小平受到批判。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看到一些家庭、一些夫妻彼此间或划清界限，或离婚，或相互揭发批判对方，非常担心。她对卓琳说：“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

　　卓琳非常坚定地说：“妈妈，我是了解他的。你放心吧！不会的。”

　　邓小平被批判，卓琳很痛苦，但她坚信，自己的丈夫不是坏人。造反派批斗邓小平时，她紧贴着站在他身边。批斗结束后，她扶着邓小平一步一步走回住处，更加精心照顾邓小平。

　　夜深人静的时候，卓琳把女儿们叫到身边，用被子蒙上头，给他们讲邓小平的历史，告诉女儿们，父亲是清白的，是没有问题的。

　　1967年秋，孩子们被勒令搬出中南海的家，邓小平和卓琳开始两年囚禁的生活。造反派勒令卓琳每天扫院子，邓小平也主动拿起扫帚一起扫。春扫残花、夏扫酷暑、秋扫落叶、冬扫寒风，他们坐在一起看书、看报、听广播，静看燕子再筑巢，眺望大雁又南飞。

　　1969年10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和夏伯根同行。他们被安排到赣江边的新建县部队的一所步兵学校，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邓小平被分配到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干钳工活，卓琳在厂里缠线圈。邓小平总是站着干活，卓琳让他坐下，他也不坐。他说：“我一坐下就起不来。” 卓琳那时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不能多动，上楼一手扶栏杆，一手让邓小平拉着。

　　他们的孩子被分配到四面八方。为了节省一些生活费给孩子们当路费，他们把“将军楼”前的一块空地开垦出来种菜。邓小平挖地，卓琳坐在小板凳上捡石头。种上茄子、辣椒、丝瓜等蔬菜，夏伯根是种菜的主力，邓小平负责浇水。

　　赣江边的夏天炎热，气温高达40度，冬天又很寒冷。所有的事都是三位老人自己干。卓琳身体不好，继母又上了年纪。砸煤、劈柴、提水、洗衣等重活主要是邓小平一个人干。冬天没有热水，被子、床单、被罩、工装都是邓小平洗。卓琳为全家人补衣服，织毛衣。

　　平时，邓小平生火，夏伯根炒菜、蒸饭。夏伯根因照顾女儿邓先群生小孩离开后，邓小平就成了主角，卓琳烧火，邓小平切菜、炒菜。除了劳动和打理日常生活，他们夫妇还读了大量的书。他们家收藏最多的是书，搬家搬得最多的也是书，这些大都是卓琳的功劳。邓小平的床头总是放满了书。有时间静下来读书也是难得的。邓小平每天都读到深夜，几年时间，通读了大量的马列主义著作，《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历史著作及古今中外各种名著。劳动和读书使他们生活充实。

　　在这里，他们与最底层的劳动者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对社会现状有了最真实的了解，对未来有了最深刻的思考。

　　赣江的波涛带走了苦难的岁月，历史的潮流谁也无法阻挡。“小平小道”连接一条大道，连接着中国光明的未来。他们的深情在赣江淬火，绽放出持久的光芒。

　　这种光芒照亮他们未来的人生之路。虽然，还会有暗礁、还会有险滩，但他们的手始终挽在一起，他们心中的信念坚如磐石，始终相信：阳光总在风雨后。1976年，邓小平又被软禁，卓琳陪伴左右，他们互相照顾，相依为命。卓琳眼睛坏了，需住院手术。他们通过纸条传递牵挂和思念。眼病基本好转，卓琳就急切地回到邓小平身边，他们习惯了在危难时相互扶持，彼此温暖。

　　爱的故乡在大海：灵魂与灵魂相伴

　　劫波渡尽是晴天，世事苍茫成白首。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已年逾古稀。他想用有限的时间为祖国换回青春。许多部门或单位邀请卓琳出来担任职务。卓琳都拒绝了。她陪着邓小平视察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跟随邓小平出访日本、美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在国际交往的重大场合，展示了中国女性特有的魅力。在美国，她代表邓小平看望留学人员，希望他们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她默默地站在一位伟人的身后，用坚定的信念和深切的爱，支持她以一生相托的人为他们深爱的祖国作出更多的贡献，让人间永远有春天。

　　 邓小平酷爱大海。到大海游泳是他最惬意的事情。每年夏天，他都要带上全家人到海边去。他喜欢大海的气势和自由。在大海中，邓小平喜欢顶着风，迎着浪，钻进水里，勇往直前，游向大海深处。

　　面对风浪处变不惊是他的性格。

　　每次邓小平下海，卓琳也要戴上救生圈下海，在海水中陪伴着邓小平。

　　他们曾战斗过的太行山下的清漳河水也汇入了这片海。

　　那里改变了她的人生，为她的生命注入前所未有的力量。1987年，卓琳又一次回到河北涉县赤岸村，回到她和邓小平一起战斗过的地方，看望那里的父老乡亲。上了年纪以后，卓琳一般不怎么外出了，但太行山老区的人来了，她一定要见。她总想为老区人民做点什么。1996年，清漳河遭遇百年未遇的特大洪水，卓琳发去慰问电，并带去人民币12000元。          

　　1997年2月19日，邓小平走了。这一年他93岁。卓琳对前来为邓小平送行的亲友和邓、卓两家的晚辈说：“我知道你们很爱邓小平同志……既然这样，我想要求你们，一定要像小平同志那样，时时事事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老老实实为人民做事情，这是对邓小平最好的怀念。”

　　3月2日上午，在1800米高空，81岁的卓琳强忍着悲痛，眼含热泪，用颤巍巍的双手捧起邓小平的骨灰，久久不忍松开，她一遍又一遍地唤着邓小平的名字。

　　回应她的只有大海的涛声。

　　比邓小平小12岁的卓琳还要代邓小平走一段路。

　　1997年7月1日，卓琳代表邓小平参加香港回归盛典。卓琳百感交集，泪洒香江。

　　1999年12月20日，在澳门特别行政区成立庆祝大会上，卓琳深情地说：“邓小平的一个愿望，就是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时能来看看，现在我能够完成他的心愿，心情十分激动。”

　　2008年5月12日，四川发生特大地震，卓琳寝食不安。5月15日，92岁高龄的卓琳拿出自己全部积蓄，并向家人筹措了部分资金，凑足10万元捐给中国红十字会。她和邓小平都先后为希望工程等捐款。她自己没有留下什么钱，她的钱基本都捐了。

　　2009年7月29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共产主义战士卓琳走完了她93岁的人生旅程。和邓小平一样，卓琳坦然面对生死，早就留下将遗体和角膜捐献出来的遗愿。她说，骨灰不能留，但爱心和光明要留在人间。

　　2010年2月，卓琳被评为“2009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组委会授予卓琳的颁奖词这样说：“彩云之南的才女、黄土高原上的琼英，携小平手五十八载，硝烟里转战南北，风雨里起落同随，对她爱的人不离不弃，让爱情变成了信念。她的爱像一个民族的崛起，注入了女性的坚定、温暖与搀扶。”

　　卓琳和邓小平，相伴走过了58个风云多变的春夏秋冬。他们相互理解、相互体贴、相互温暖、相扶相携、相濡以沫、生死相依。邓榕说：“他们表面上性格差别很大，但实际上他们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他们两个都是非常真诚的人，对生活的要求也比较简单。他们又是非常纯粹的人，他们虽然表面上性格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他们有很多内在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是很融合的。”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在北京邓家院子中间，有两棵大松树，姿态非常像龙。家里人取名“双龙树”，象征同属龙的邓小平和卓琳。两棵松树生长在同一片土地，它们的根须在地下相系，它们的枝叶在空中相连，像饱经风霜的两位老人，长相守望。

      大海见证他们海枯石烂的爱。他们与大海融为一体。他们就是一片大海。他们是永远的灵魂伴侣。

（责任编辑：贾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