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未解决前暂时维持现状。1974年5月，英国前首相、保守党领袖爱德华·希思来华访问，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接见，当时刚刚恢复工作不久的邓小平以副总理的身份也参加了会谈。谈到香港问题时，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随后，毛泽东抬起手臂指了指邓小平等人说：“具体事情由他们年轻人去办了。”从那以后，邓小平从毛泽东的肩上接过了统一祖国的重担，开始考虑香港回归、祖国统一的问题。

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在国际市场上，投资者开始持观望态度。时任英国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备受压力。英国政府不断派其代表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1979年3月下旬，香港总督麦理浩访华，向中国政府提出1997年租地契约到期的问题。3月29日，邓小平在会见麦理浩时，谈到了中国政府对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我们历来认为，香港的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地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做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的人放心，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麦理浩的这次来访，传达了英国政府希望与中国政府接触、了解中国政府对确定1997年后香港地位的态度的信息。这次谈话后，中国政府把解决香港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

1981年4月，英国外交大臣卡林顿访华。邓小平在回答如何继续保持香港的稳定和繁荣问题时再次提到：“他们的生活方式、政治制度不变，这是我们的一项长期政策，而非权宜之计。可以告诉香港的投资者，放心好了。在16年内或16年后，即使香港的地位有变化，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害。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郑重地说，我在1979年同麦理浩爵士谈话时所作的保证，是中国政府正式的立场，是可以信赖的。”

1982年4月，希思再次访问中国。他回顾了1974年5月访问中国时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1997年，还早哪，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1997年只有15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香港问题的？因为很多人都要在香港投资，怎样才能使投资者不要担心呢？”邓小平说：“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包括在香港的外国人管理香港。我们新宪法有规定，允许建立特别行政区，由香港人自己组成政府，不管是华人、英国人或其他人都可以考虑。香港的各种制度也不变，对外可用‘中国香港’的名字发展民间关系，如贸易、商业关系。到那时可能还保留护照。对英国来说，商业方面不会受到任何影响，还可以发展。”在谈到1997年收回香港问题时说：“如果中国那时不把香港收回来，我们这些人也交不了账。新界的租借，香港岛、九龙半岛的割让，是过去的不平等条约定的，现在实际上是废除条约的问题。”邓小平还表示：“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贵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这一问题。”现在是“考虑解决香港问题的时候了”。

摸清了中国政府的意图后，撒切尔夫人匆忙上阵了。

“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

1982年9月22日，北京首都机场、天安门广场和钓鱼台国宾馆上空，五星红旗和米字旗交相飘扬，贯穿东西的长安街上多处挂上了欢迎彩旗。下午1点20分，一架英国皇家空军专机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走下飞机的是有“铁娘子”之称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夫人此行是专门为同中国方面会谈解决香港问题而来的。撒切尔夫人选择９月份来华，有着特殊的考虑。此时，英国和阿根廷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而爆发的马尔维纳斯群岛之战刚刚结束，凭借着船坚炮利，英国取得了胜利。乘着胜利的余威与中国谈判香港问题，撒切尔夫人幻想着可以继续保持英国侵占香港的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行前，她也曾声明“有关香港的三个条约有效”。

9月23日，撒切尔夫人与中国总理开始讨论香港问题。会谈一开始，她便摆出强硬的态势，坚持三个条约仍然有效。中国总理正式通知英方，中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收回整个香港地区，同时阐明中国收回香港后将采取特殊政策，包括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由香港当地中国人管理，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等等。撒切尔夫人则提出，如果中国同意英国1997年后继续管治香港，英国可以考虑中国提出的主权要求。

非彻底摊牌不可的时候到来了。

9月24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撒切尔夫人。这天，撒切尔夫人身着蓝底红星丝质西装裙，脚踏黑色高跟鞋，挽黑色手袋，戴一条珍珠项链，显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她先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晤邓颖超，然后再往与之隔邻的福建厅和邓小平会谈。

参加这次会谈的英方代表是香港总督尤德、首相首席私人秘书巴特勒、英国驻中国大使柯利达。参加这次会谈的中国方面的代表有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黄华、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中国驻英国大使柯华。

会谈正式开始前的寒暄，就开始有点剑拔弩张的意味。撒切尔夫人和邓小平一见面就说：“我作为现任首相访华，看到你很高兴。”

不料，邓小平却说：“是呀，英国的首相我认识好几个，但我认识的都下台了，欢迎你来呀。”

接着，宾主双方就坐。邓小平半靠在沙发上，状态轻松，撒切尔夫人却正襟危坐，双手平放在膝上。待会谈一转入正题，撒切尔夫人便立即摆出了一副先声夺人的架势，对邓小平说，必须遵守有关香港问题的三个条约。条约虽然写在纸上，但任何手段都不可能消除它存在的事实。

邓小平听到这句话，表情非常严肃地对撒切尔夫人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九龙。邓小平表示，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中国和英国就是要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

和全中国人民一样，邓小平对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人民的不平等条约倍感耻辱。他坚决地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邓小平说这番话，明确表达了中国领导人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强烈决心。

撒切尔夫人听后，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接着提出谈判的题目就是一个归属问题。

邓小平马上反驳说，是三个问题：第一个是主权问题，总要双方就香港归还中国达成协议；第二个是1997年我们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怎么样管理香港，也就是在香港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的问题；第三个是15年过渡期间的安排问题，也就是怎样为恢复行使主权创造条件。

原本打算用谈主权问题来迫使中国最终同意以主权换治权的撒切尔夫人，此时在邓小平面前不得不承认失败，表示同意邓小平提出的三个问题。

撒切尔夫人话锋又转到保持香港繁荣的问题上，认为香港只有在英国的管辖下才能继续繁荣。

邓小平说，保持香港的繁荣，我们希望取得英国的合作，但这不是说，香港继续保持繁荣必须在英国的管辖之下才能实现。香港继续保持繁荣，根本上取决于中国收回香港后，在中国的管辖之下，实行适合香港的政策。

说到这里，撒切尔夫人又用带有点要挟的口气说，如果香港不能继续保持繁荣，对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建设将会带来很大的影响。邓小平十分自信地表示：我认为，影响不能说没有，但说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的建设，这个估计不正确。如果中国把四化建设能否实现放在香港是否繁荣上，那么这个决策本身就是不正确的。

最后，撒切尔夫人拿出了她的杀手锏，用威胁的口吻说：“如果中国宣布收回香港，将会给香港带来灾难性的影响。”

邓小平坚定地说：“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

撒切尔夫人听后，无言以对。

最后，邓小平建议双方达成这样一个协议，即双方同意通过外交途径开始进行香港问题的磋商。撒切尔夫人表示同意。

外电在评述这次会晤时说：

撒切尔夫人是锋芒毕露，邓小平是绵里藏针。撒切尔夫人尽管受邱吉尔影响极深，有“铁娘子”之称，尽管她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但在邓小平的面前，她毕竟还年轻……

由于邓小平在会谈前没有对记者发表任何谈话，香港记者期待会谈结束后能在邓小平送客人出门时拦住他，请他对香港同胞讲几句话。大家耐着性子在门口站了两个小时，结果会谈结束后连邓小平的影子也没有见着，只见撒切尔夫人落寞地从门口走出来，脸色凝重。当她走下人民大会堂北门石阶时，抬头看见石阶右下方等待的记者，突然绽开笑脸，拧过头来向记者点头示意，却不想其高跟鞋与石阶相绊，顿使身体失去平衡，栽倒在石阶地上，以致皮鞋、手袋也被摔到了一边。在旁的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一名军人及一名穿灰色中山装的工作人员见状，马上在第一时间将撒切尔夫人扶起，另外有人为她拾起手袋，并拍拍沾在上面的灰尘。撒切尔夫人不愧为铁娘子，起身后神态自若，接过别人递过来的手袋时还不忘道谢。随后，她轻挽裙摆，猫腰钻进停在石阶下的红旗牌小轿车内，坐好后又向记者挥手微笑，显示其处变不惊的铁娘子本色。

会谈结束了。撒切尔夫人在当天下午向中外记者发布声明说：今天两国领导人在友好的气氛中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双方领导人就此问题阐述了各自的立场。双方本着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的共同目的，同意在这次访问后通过外交途径进行商谈。

中国新华社在发布这一声明的同时，还加上了一段话：“至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我们先来个50年不变好不好”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会谈后，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中英两国开始通过外交途径就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商谈。

谈判开始前，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草拟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12条方针。1983年4月4日，邓小平在审阅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修改方案的请示报告》上批示：“我看可以。兹事体大，建议政治局讨论。”4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进行审议。邓小平在会上说：“这个12条，是我们下个月开始同英国谈判的基本方针。谈判首先要确定前提，就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这个问题是不容讨论的。第二是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之后，香港怎么办？怎么样保持香港的繁荣？保持的办法就是若干不变。第三是从现在起到1997年这14年过渡时期中，怎么保证香港不出乱子，双方都不做损害香港繁荣的事情，怎么做到顺利交接，确定香港人怎么样在各行各业，特别是政治、经济、法律、对外事务等方面逐步参与的方式。”邓小平还说：“谈判可能谈好，也可能谈不好，如果谈不好，明年9月，我们也要单方面宣布1997年收回香港，并同时宣布中国收回香港以后的一系列政策，就是这‘12条’。‘12条’里面有个‘50年不变’，这样规定可以使香港人放心，减少他们的疑虑；可以使人们更感到我们政策的连续性、可靠性，有利于我们和英国谈判，有利于顺利收回香港和保持香港的繁荣。”

原定从5月开始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因两国在议程问题上存在分歧，未能如期举行。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会见出席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港澳地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他在谈到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情况时说：“为了照顾英国，我们谈判可能不从收回香港问题开始，而先从1997年后香港实行什么制度、什么政策谈起。这个政策充分照顾外国人首先是英国人的利益。不仅保护中国人的利益不受损害，外国人的利益也不受损害。港人治港要有什么条件？只要一个条件，就是爱国者。什么是爱国者？赞成、主张祖国统一的就是爱国者。”在谈到人们总是担心1997年以后这一套会不会“变”的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说不变。只讲不变还是空的。我们考虑定个年限，总的是保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还有法律等等。我们先来个50年不变好不好？50年够长了。讲50年比不讲年限好，更能使大家放心。今天讲的有一点新话，就是50年。中国根基在大陆，不在台湾，不在香港。四个现代化建设，香港出了点力，以后甚至出力更小也有可能，但我们不希望小。中国的建设不能依靠‘统一’来搞，主要靠自力更生，靠大陆的基础。当然还要实行对外开放，吸收外资，但主要以自力更生为主。所以香港也好，台湾也好，不要担心统一以后大陆向你们伸手，不会的。最近港币贬值是有人为因素的。我们一定要使英国人承担责任，不要做损害香港的事。”在谈到14年过渡问题时说：“第一双方不要捣乱，文明点讲，双方都不要做迫害香港繁荣的事情。中国政府不会捣乱，英国人就难说了。谈判的焦点可能就是这个问题。英国人对我们1997年后的政策的可行性、可靠性问题明了了，确实相信我们1997年后的政策不变，问题就好办。香港要培养人才，逐步参与他们的管理，行政也好，司法也好，财政各方面都要参与，搞好交替。香港的爱国者要考虑怎么样推荐和培养一批合格的人，中央政府还准备采取措施参与香港的经济活动。这是增强港人信心的重要措施。1997年以后，北京不派总督，不派头头。将来香港采取什么形式，由你们香港人去定。名字叫特别行政区。我们派个小军队去，不要香港负担费用。”

“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

７月12日，中英双方开始了第一轮谈判。但在前三轮谈判中，英方名义上同意交还主权，却坚持治权不放，并通过宣传工具制造种种舆论，说什么香港的繁荣离不开英国的管理，主张“以主权换治权”。当时英方还打出三张“牌”：一是“信心牌”，说香港人对中国政府接管没有信心；二是“民意牌”，说香港人不愿这么干；三是“经济牌”，即抽走资金等。９月，英资财团首先在伦敦大量抛售港币，引起港币暴跌，造成了抢购、挤兑和撤资的风潮。

就在中英香港谈判出现紧张状态之际，希思再一次访问中国。9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希思时请其转告撒切尔夫人：“英国想用主权来换治权是行不通的，希望不要在治权问题上纠缠，不要搞成中国单方面发表声明收回香港，而是要中英联合发表声明。在香港问题上，希望撒切尔夫人和她的政府采取明智的态度，不要把路走绝了。中国1997年收回香港的政策不会受任何干扰，不会有任何改变，否则我们就交不了账。从现在到1997年还有14年，这14年要过渡好，核心是1997年能顺利收回香港，不会引起动荡。比较顺当地交接对各方面都有好处。过渡期有个香港人参与管理的问题。参与管理，不当主角可以，但要开始知道哪些方面的管理。无论政治、经济、商业和金融方面等等，不知道怎么行，一下子拿过来怎么行！所以要逐步熟悉、参与，整个过程就完满了。希望本月22日开始的中英第四轮会谈，英方不要再纠缠主权换治权问题，要扎扎实实地商量香港以后怎么办，过渡时期怎么办。这对彼此最有益处。”

10月，撒切尔夫人来信提出，双方可在中国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这样会谈再开。第五、六轮会谈中，英方确认不再坚持英国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并理解中国的计划是建立在1997年后整个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应该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的基础上。至此，中英会谈的主要障碍开始排除。

从1983年12月第七轮会谈起，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为基础进行讨论的轨道。根据中国政府的基本方针政策，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中央人民政府将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派驻部队，负责其防务。特别行政区政府将由当地人组成，英籍和其他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虽然英方明确承诺过不再提出任何与中国主权原则相冲突的建议，但讨论中仍不时提出许多与其承诺相违背的主张。例如，一再以“最大程度的自治”来修改中方主张的“高度自治”的内涵，反对香港特区直辖于中央政府；一再要求中方承诺不在香港驻军，企图限制中国对香港行使主权，并要求在香港派驻性质不同于其他国家驻港总领事的“英国专员”代表机构，试图将未来香港特区变成一个英联邦成员或准成员；英方还提出持有香港身份证的海外官员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至最高层官员”，并要中方承诺在1997年后原封不动地继承香港政府的结构以及过渡时期英方可能作出的改变，等等。英方上述主张的实质是要把未来香港变成英国能够影响的某种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直接抵触中国主权原则。中方理所当然地坚决反对，未予采纳。

从1984年4月中英第12轮会谈后，双方转入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移交事项的谈判。

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的问题是谈判中遇到的最困难的问题之一。中方提出了关于过渡时期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基本设想，建议在香港设立常设性中英联合小组，任务是协调中英协议的执行，商谈有关实现政权顺利移交的具体措施。对此英方坚决反对，强调不要正式确定1997年前为“过渡时期”，不应建立任何常设机构，以免造成中英“共管”的印象。

4月，英国外交大巨杰弗里·豪访问中国。邓小平在会见杰弗里·豪时说：“我们已经多次宣布，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后，香港现行制度50年不变。我们采取这一主张是同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长远目标联系起来考虑的。解决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之间的事，与其他国家无关。香港问题只能由我们两家解决。双方的协议应该更原则一些，太烦琐了往往会出差错，不合实际，也会束缚1997年后香港特区的自治权。解决香港问题将是中英合作的一个范例，这不仅会增强和发展两国友好的合作关系，而且会产生很大的国际影响。”

邓小平针对当时香港发生的一些问题说：“过渡时期这13年不会是很平静的，有人要起破坏作用，并且已经有了信号。现在意识到，提出来是必要的。英方也要想到这个问题，采取预防措施。必须看到在过渡时期内有很多事情要做，需要双方合作。没有一个机构怎么行？可以考虑这个机构设在香港，轮流在香港、北京、伦敦开会。”

杰弗里·豪表示同意双方在此基础上进行讨论。但是，在4月至7月三个多月的谈判中，英方仍反对在香港设立联合小组，使谈判陷入僵局。

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中国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驻军问题是中英谈判中争论最大的问题。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说得更是斩钉截铁：中国有权在香港驻军，中国一定要在香港驻军。

据当时参加中英谈判的原国务委员、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姬鹏飞回忆说：“驻军问题吵了好久，驻军问题是驻不驻啊？他们说你们不驻好了，我们说一定要驻军，不是在报纸上人家公开了吗，说是不驻军，有些人不是不主张驻军吗？所以小平同志就拍了桌子，召集香港代表来谈谈。香港不驻军，我们怎么体现收回香港？香港要象征性地驻军。香港收回来了，驻军是我们主权的表现，不驻军就是表明我们没有收回。”

这里说的邓小平“拍了桌子”是发生在５月份的事。５月２日，香港《明报》刊出一篇报道，点名道姓说中央某一位负责人对记者表示，中国将不在香港驻军。5月，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和政协六届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５月24日晚，港澳记者被负责安排接待的工作人员通知，明天上午9点10分要准时在宾馆大堂集合，10点在人民大会堂有“重要人物会见”。哪位“重要人物”没有说，但有的记者猜测是邓小平。

5月25日上午10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港澳地区的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并和大家合了影。正当记者拍照得差不多的时候，邓小平开始说话了：“有这个机会，我和记者讲几句话。”

邓小平神色凝重地说：“中央对香港问题的发言。除了我本人和负责具体问题的姬鹏飞等人之外，所有其他人的发言都无效，都不算正式的。香港要驻军的，既然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为什么不能驻军！这个英国外相和我会谈时，他也承认。他也说：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用另外一种形式，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香港主权，有权在香港驻军。这个明确得很，难道连这一点权力都没有吗？没有驻军这个权力，还叫什么中国领土！”

在记者们退场后，邓小平又指出：“我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之后，有权在香港驻军，这是维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的象征，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香港稳定和繁荣的保证。请代表和委员们充分相信，只要按照我国政府的政策办事，香港问题是会得到圆满解决的，真正爱国的、爱香港的人是不会失望的。”

运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

７月，英国外交大臣再次访华。邓小平在会见他时强调说：“我们非常关注香港的过渡时期，我们希望在香港的过渡时期内不要出现以下几种情况：第一，希望不要出现动摇港币地位的情况。港币发行量究竟多少？港币信誉好是因为储备金雄厚，多于发行量，不能改变这种状态。第二，我们同意可以批出1997年后50年内的土地契约，而且同意港英政府可以动用这种卖地收入，但希望用于香港的基本建设和土地开发，而不是用作行政开支。第三，希望港英政府不要随意增加人员和薪金、退休金金额，那将会增加将来特别行政区政府的负担。第四，希望港英政府不要在过渡时期自搞一套班子，将来强加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第五，希望港英政府劝说有关方面的人不要让英资带头转移资金。”邓小平表示，“我们希望过渡时期不出现问题，但必须准备可能会出现一些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问题”。

中英双方商定，设立联合联络小组，联络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销。

中英通过谈判确定，中国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这一点在协议中必须有明确的表述。英方不接受中方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提法，先后提出的草案都具有三个不平等条约有效的含意，中方坚决不能接受。最后中英双方同意用《联合声明》的形式，采用如下表达方式，即中国政府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政府声明：“联合王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就解决了主权归属问题的表述。此后，双方代表团举行了三轮会谈，讨论了国籍、民航、土地等几个政策性和技术性都比较复杂的问题，并对协议的文字措辞进行了反复的磋商。至1984年9月18日，双方经过前后22轮谈判，就全部问题终于达成协议。

1984年9月26日，人民大会堂西大厅布置得更加庄严。在大厅中央“松柏长青”的屏风下，放置着一张铺有墨绿色绒布的长桌，桌子的中央插着中国和英国两国的国旗。屏风的那幅“松柏长青”的图画上的几只和平鸽，或雀跃枝头，或在半空飞翔。10点整，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草签仪式准时在这里举行。运用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中英两国政府终于成功地解决了香港问题。

12月18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参加《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并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应邀参加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观礼的101位香港各界人士也在同一天从香港来到北京。

12月19日下午5时半，《中英香港问题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隆重举行。邓小平出席了签字仪式。中国总理和撒切尔夫人在长桌本国国旗一侧入座，用中国的台式英雄金笔，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当两国领导人交换文本时，大厅里爆发出了阵阵掌声。

一直采访中英谈判的香港女记者雷慧燕这样写道：“我的‘中国心’在跳动着，我‘炎黄子孙’的血液在沸腾着，我忍不住潸然泪下。因为就在此刻，我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确站起来了。”

（责任编辑：杨溯）

作者：刘金田